三月不知肉味
陈 辉
孔夫子的境界就是高，“子在齐闻韶，三月不知肉味”。可惜今天已听不到“尽善尽美”的《箫韶》了，要不然，我就跟他老人家抬杠。“韶乐”难道比贝多芬的《第九交响曲》，亨德尔的《弥赛亚》，奥尔夫的《博伊伦之歌》，冼星海的《黄河大合唱》还要激动人心？我怎么聆听了这些高妙与宏大的音乐照样三餐可闻酒肉香？可见，这是孔夫子一时性之所起的溢美之词，就像李白酒后诗兴大发：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；“疑是银河落九天”云云，浪漫得很，但当不得真。
痴迷音乐的不单孔夫子一个，可到了“三月不知肉味”的地步，大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。孔夫子爱乐爱得如此彻底真是可爱极了，但在常人看来也太离谱了，简直荒谬。
“商女不知亡国恨，隔江犹唱后庭花”就是晚唐国难当头时杜牧对音乐的诘难。倘今天对连温饱尚未解决的大西北农民讲什么“三月不知肉味”，人家不骂你“耽于声色犬马之徒，安知人间疾苦”才怪呢。用咱们地方话讲，就是“自己肚饱，不晓得人家锅漏”。孔子是士大夫阶层，衣食无虞，站着说话腰不疼。据史料记载，大乐《箫韶》是很铺张庞杂的，演奏的乐器有琴、瑟、鼓、钟、磬、管、埙、箫、篪、笙等，奏乐时礼节繁琐，并辅之以歌舞。可见，古代的帝王是何等的奢华，这要搜刮多少民脂民膏啊。就在孔夫子说“三月不知肉味”的时候，不知齐国、鲁国有多少老百姓饿死、冻死。唐明皇李隆基浸淫在六宫粉黛、声色犬马之中，结果“渔阳鼙鼓动地来，惊破霓裳羽衣曲”，赔了夫人折了兵，江山社稷不保。南唐李后主精通音律，工于诗词，终日纵情声色，欢歌宴舞，不理朝政，最终沦为阶下囚，只得悲苦兴叹“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……”
所以，音乐是奢侈的艺术。穷人讲“三月不知肉味”，不是在听了音乐之后，而是在肚子里没有一点油水想吃肉的时候。视民歌为生命的侗族人最多说“饭养身，歌养心。” 富人酒足饭饱之后，才会打着饱嗝，翘着二郎腿，享受着高雅音乐，说，好听，真好听，简直三月不知肉味。但没有哪个爱乐人士敢坦陈自己听音乐比吃饭要紧，除非不食人间烟火。现在，稍有档次的酒店大堂都置有钢琴，没听说过谁赴宴时，被大堂的琴声吸引住，听音乐忘了吃饭，饥肠辘辘也忍了，山珍海味也无味了。街头大排挡坐着小啖的人们，听到那些身背吉他的卖唱女的歌声，客气点的给点小钱，不客气的挥手轰走，没有谁“因歌废食”。若这个时候，讨论“肉好吃还是音乐好听”这个话题，显然是矫情、虚伪的。可形而上的音乐永远比形而下的柴米油盐高尚，人的嘴巴一天也离不开食物，喂饱了肚子，眼睛与耳朵就要开始“高尚”了，艺术说白了就是为了满足眼睛与耳朵的需要。
现在，许多餐馆里音乐在分分秒秒地响着，名曰“佐餐背景音乐”，但多数人对音乐充耳不闻，埋头品尝食物的味道，无暇顾及音乐的味道。音乐有味道吗？有的，但没有重要到孔子所说的“三月不知肉味”的程度。或许，人们的境界没有到孔子的高度罢。台湾的余光中先生就对计程车上播放流行音乐深恶痛绝，发出“饶了我的耳朵吧，音乐”的慨叹。他主张要么不听音乐，要听，必须有一点诚意、敬意，音乐不能滥放。《红楼梦》中贾母道：“音乐多了，反失雅致，只用吹笛的远远的吹起来就够了。”老子说“大音希声”，音乐还是清、逸、淡、远的好。现在，生活中到处充斥着媚俗、滥情的音乐，震耳欲聋的音响，弄得人听觉麻木，得了“审美疲劳”症，真是“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聋”啊。不是“三月不知肉味”，而是“三月不知乐味”了。
电影《钢琴师》中，那个犹太钢琴家斯皮尔曼为了躲避纳粹法西斯的迫害，东躲西藏，忍辱偷生，过着毫无人格尊严的日子，他惟一的指望就是活下去。什么自由，信仰，音乐，艺术，爱情，理想，统统无从谈起。这种时候，一点面包屑，一块土豆，要比音乐值钱得多（舒伯特当年就是拿《摇篮曲》换土豆）。当钢琴家饿得快要不行了的时候，终于在废墟中找到一个罐头，我惟一的愿望就是让钢琴家快点打开它，填饱肚子再说，不要节外生枝。可偏偏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出现了一个德国军官，出现了一架大三角钢琴。于是，为了活命的斯皮尔曼坐下来弹起了肖邦钢琴曲，他的命运掌握在德国军官手里。此刻的斯皮尔曼听天由命，他毫无力量，不能抵抗，音乐只能作用于心灵与感受，只能寄望于善的根还没有枯死。奇迹出现了，德国军官竟然没有杀他。或许，音乐使德国军官人性复苏，或许，斯皮尔曼在绝望中找到了知音。“三月不知肉味”，孔子推崇的音乐的教化功能起作用了。此际，对斯皮尔曼而言，“三月不知肉味”是物质的——他真的三个月没有吃到肉了，解决肚子问题最要紧。对德国军官而言，是精神的——美妙的音乐将他的人性从炮火中唤醒，使他放下了屠刀。可见，“三月不知肉味”，虽然言过其实了点，但音乐还是有魅力的。
（载《音乐生活》2004年第4期）
